林本利﹕救中小企 不能單靠信貸保證

　【明報專訊】特首曾蔭權召開經濟機遇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後，宣布動用1000億元擴大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每間企業的最高貸款額由100萬元提高至600萬元，其中一半可用作循環貸款。

　經機會內包括多位來自金融界的委員，他們對中小企的經營狀，應該有足夠認識。自從今年9月中雷曼兄弟申請破產後，銀行便大幅收緊信貸，令不少中小企出現資金周轉問題。平日很少「拋頭露面」的中小企代表，也被迫要上街要求政府幫助中小企融資。

　香港300多萬勞動人口中，當中約一成是公務員及在政府資助機構中工作，工作較為穩定，受金融海嘯的影響較輕。其餘九成在私人企業工作的員工，絕大部分受聘於20多萬間的中小企，每間企業聘用的人數少於100人。因此，穩住中小企即穩住香港經濟及就業的說法並沒有錯。

　在20多萬間中小企中，有6萬多間從事製造業，另有7萬多間從事出入口貿易，總共在香港聘用超過60萬員工。大部分從事製造業的中小企，在內地設有廠房，聘用數以百萬計的員工。因此，本地的中小企大部分是和內地的工業生產及中港貿易有關。

　中小企經營困難非全因金融海嘯

　 現時本地中小企面對的經營困難，並不能完全歸咎金融海嘯。今年初，內地嚴格推行新勞動法，令不少港資企業成本大漲。過去幾年，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超過兩成， 亦增加港資企業的經營成本，並且削弱內地出口的競爭優勢。9月中過後，金融海嘯席捲全球，更令港資企業的海外訂單大幅萎縮，甚至被買家退貨，無法收回貨 款。

　自從1978年內地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大量本地廠商將生產線北移， 藉此降低成本和提高出口競爭力。港商在內地設廠賺取豐厚利潤，再將資金投放在本地的房地產及股票市場，推動香港過去20多年的經濟增長。金融海嘯爆發後， 房地產及股票價格急跌，港商向銀行融資的抵押品價值大幅貶值，令銀行需要收緊信貸。

　 銀行收緊信貸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本身的投資項目，同樣出現嚴重虧損，需要大額撇帳和撥備。早前向銀行購入投資產品的投資者，亦因為擔心發行商倒閉而血本無 歸，紛紛要求銀行回購投資產品，令銀行出現資金周轉困難。既然銀行自身難保，又怎有能力擴大中小企貸款，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銀行收緊信貸，令不少企業老闆要拋售物業套現，增加物業價格下調的壓力。銀行的資產質素變差，審批貸款時變得更審慎，令企業老闆更難獲得信貸。到近日政府終於肯透過按揭證券公司出招，擴大按揭保險及收購銀行按揭資產，希望政府能夠穩住樓市。

　 政府擴大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可以鼓勵銀行增加中小企的貸款，讓它們有足夠資金周轉，避免大量企業倒閉而令失業率茘升。但政府必須嚴格監管認可金融機 構，以審慎方法批出貸款，並且不會偷龍轉鳳，將獲政府信貸保證的貸款，用作償還其他欠款，藉此將壞帳風險轉嫁給納稅人。政府亦要防止企業透過不同公司，獲 取高於600萬元的貸款額，增加政府作為保證人的風險。

　內地產品香港質檢可雙贏

　 隨覑內地政府積極推動珠三角企業轉型，港商亦有需要提升產業質素，不應期望繼續吃老本，生產低成本低增值的產品，或者專注於投機炒賣而忽略提升本身產品的 競爭力。其中一個值得探討的方案，就是政府盡快發展邊境土地，讓主要從事開發及研究的企業及高等院校遷入。在新開發的邊境工業區，引入香港及內地的專才， 製造高增值及優質品牌的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或者輸往內地市場出售。過往亦有不少評論及學者，提出類似方案。

　 過去幾年，不時出現內地產品質素欠佳，食品安全出現問題的事故。內地可以將大量產品輸往位於香港邊境的工業區，進行大規模的產品質素測試及安全檢定，之後 再運回內地出售，或者透過香港再出口到世界各地。過去數十年，香港製造及檢定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建立起一定信譽。內地產品（包括食品及玩具）透過香港進 行質素檢定，可以增強海外買家的信心。

　這個方案，一方面可以維持內地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另一方面推動香港的科研和物流業發展，讓香港與內地在經濟上進一步融合。特區政府實應仔細研究探討這個方案的可行性。

　作者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

教書是門表演藝術嗎？

　當校長其中的一項工作是「觀課」。我曾在大學當過好幾年師訓導師，到校觀課可謂習以為常，經驗是有的。一般來說，評語要有建設性，說話要小心婉轉、留有餘地，但又不可以不說實話。

　在自己的學校裏評課原來頗難。除了「讚賞之詞人人冀盼， 批評的話易招反對」外，還因為再沒有「觀課者不明白這校的文化」一詞作緩衝，故討論的針對性更強，更容易觸發各種自衛機制。

　我理解到緊張會影響表現。但沉悶的授課，會令學生難敵睡魔；講話老是不到題，看時間一分一秒的溜去，會令觀課者如坐針氈；遇上令你一頭霧水的講解時這才要命呢！可是仍有小部分老師自覺表現不差，對你委婉的評價還是感到氣憤難平。

　 有人說每個教師就像一個小島。教員室裏大家有說有笑，但鐘聲一響，課室門關上後，就是單打獨鬥了。在課堂老是欠缺第三者觀點下，好的實踐難以確認，壞的難 以改正，因而敝帚自珍者有之，自知不足但苦無門路者也有之。雖說今天同儕觀課已稍成風氣，但真能做到彼此借鏡、共同進步的，又有多少？

　 對於教與學之間的鴻溝，美國學者Seymour Sarason曾把教學與表演藝行業相比：「話劇演員演得不好，其他演員、導演、劇團工作人員，甚至觀眾都會當面讓你知道；不然的話，劇評家明天在報章上 也會告訴你，你總不能說批評者年幼無知或不識寶吧！教育工作者則不然。」因此他慨嘆刺激老師自省和互相促進的環境因素很微弱！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問責制是政府民望的病灶／文﹕盧子健

香港沒有條件實行問責制

　問責制主要問題之一：
　在設立問責制前

公務員在決策的參與較多

一項政策是否實際可行，有比較紮實的前期研究。
　董建華搞問責制，掃除推動他認為意念甚佳的政策的阻力，把決策權由公務員轉移到一群他任命的問責官員。

　問責制主要問題之二：
　削弱了政府最高層的團結。

　但公務員高層，對外人（包括空降的董建華）有點同仇敵愾的文化

但政客或者從政人士團結，就需要有近似理念、近似經歷和近似的利益

政黨內部也會有矛盾，但政黨可以形成團隊，就是因為有上述的條件。
　曾蔭權起用較多公務員出任局長，小幅度糾正董建華的錯誤，但大格局沒有變

公務員出身的人當了問責官員亦會因為換了身分而換了腦袋

今年曾蔭權擴大了問責制，增加了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職位

　問責制主要問題之三：
　加深了市民對政府用人唯親的感覺

　公務員並非個個人才，但因為有一套現存考核和升遷制度，還算有一個客觀

行問責制，少不了有用人唯親的成分

香港行政與立法分家、又由於政黨被矮化

被挑選的政治任命官員多數沒有令人信服的政治履歷

問責制是用人唯親成為了突出的公眾感覺。

　問責制主要問題之四：
　由於問責官員與公務員的關係有待磨合

短期內問責官員與公務員的職責和關係難有清晰又令人滿意的定案

******************************************************

問責制是政府民望的病灶／文﹕盧子健

　【明報專訊】近日與朋輩閒聊政事，一個常見的問題是﹕為何特區政府的民望好像在短時間內崩潰，一沉不起？

　回顧過去大半年的政事，政府所做的錯事傻事一件接覑一件﹕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風波、梁展文事件、外傭徵費、處理雷曼迷債風波、長者生果金以至最近的包機接返滯留泰國港人事件等。由此可見，政府民望並非因單一事件而下墜、並非突然之間崩潰。文首問題背後其實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何以政府好像突然之間變得如此愚蠢？

　對上述問題的答案眾說紛紜，真相恐怕也是沒有一個單一答案。不過我有一個理論﹕問責制是特區政府民望的一個病灶，它除了使政府變得愚蠢外，也使市民覺得政府顯得特別愚蠢。

　 在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風波爆發後，我曾在本欄撰文說，問責制從一開始就是錯。我從一開始不贊成問責制，並不是基於什麼理論。世界上有很多種不同政治體制能夠 有效運作。我的反對是從實際出發﹕香港沒有條件實行問責制。如果一定要實行問責制，又不介意付出代價的話，最低限度亦應該在推行問責制時設計一系列配套措 施，為問責制的有效運作創造條件。可惜董建華當年設立問責制時沒有這樣做，問責制實行了6年多也沒有這樣做。如此失敗的政制改革，實在是罕見。

　問責制主要問題之一：

　改變了決策的方法和流程，使決策質素下降。

　在設立問責制前，公務員在決策的參與較多。一項政策是否實際可行，有比較紮實的前期研究。

　董建華就任特首初期，有很多政策意念，但受到行政部門中人反對。當時政圈中就有種言論，說政策本來是做的，只是執行過程出了問題。其實一項政策的可取性和可行性根本就不應分割。可行性不高的政策又怎能是可取呢？

　董建華搞問責制，就是為了掃除推動他認為意念甚佳的政策的阻力，把決策權由公務員轉移到一群他任命的問責官員。結果如何有目共睹。有人敢說現時政府的決策水平比回歸初期或者回歸前好嗎？

　問責制主要問題之二：

　削弱了政府最高層的團結。

　公務員並非特別團結的群體，但公務員高層，尤其是政務官高層有相似的培訓和經歷，對外人（包括空降的董建華）確實會有點同仇敵愾的文化。

　政客或者從政人士亦不一定是不能團結的人，但要他們團結，就需要有近似理念、近似經歷和近似的利益。政黨內部也會有矛盾，但政黨可以形成團隊，就是因為有上述的條件。

　特首委任問責班子，成員來自五湖四海，說得好聽是廣納人才，比較確切的是拉雜成軍。董建華組成了第一個問責班子不久，就出現內幕消息外泄以揭發財政司長梁錦松偷步買車、葉劉淑儀在23條立法問題上單打獨鬥、面對填海官司缺乏跨部門合作、領匯上市被挑戰時只餘下一個高級公務員力撐等等。

　曾蔭權接替董建華出任特首後，起用較多公務員出任局長，小幅度糾正董建華的錯誤，但大格局沒有變，尤其是原來是公務員出身的人當了問責官員亦會因為換了身分而換了腦袋。

　但令人遺憾的是，今年曾蔭權擴大了問責制，增加了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職位，使政府上層更難凝聚。近期政府民望下跌的起點正是由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任命開始，又豈是偶然？

　問責制主要問題之三：

　加深了市民對政府用人唯親的感覺。

　公務員並非個個都是人才，但因為有一套現存考核和升遷制度，所以還算有一個客觀標準。這個制度可能被人批評過時或僵化，但相對起來，用人唯親的批評傷害性更大。

　 行問責制，少不了有用人唯親的成分。在有成熟政治訓練的政體內，政治領袖在挑選政治伙伴時，除了主觀喜好外，也不會不考慮有關人士的往績。可惜在香港，既 由於行政與立法分家、又由於政黨被矮化，被挑選的政治任命官員多數沒有令人信服的政治履歷、問責制是用人唯親成為了突出的公眾感覺。

　問責制主要問題之四：

　由於問責官員與公務員的關係有待磨合，現階段的問責制會削弱政府整體處理問題的能力。

　最近的包機事件，政府「死撐」表示與問責制無關，但又表示會汲取事件教訓，日後在局長外遊時，由常秘出席早禱會，這說明在公務員的角色不清楚的情下，政府運作確實受到影響。

　不過，上述有關早禱會的新安排披露後，也有論者指這種安排是莫名其妙。早禱會是用來處理政治問題，為何要把公務員捲入其中呢？從這些爭辯可見，短期內問責官員與公務員的職責和關係難有清晰又令人滿意的定案。在此情下政府的運作又怎會不受影響呢？

　問責制是政府民望的病灶，並不表示每一個民望問題是由問責制而起，但一天這個病灶仍在，則任何其他基礎造成的問題亦可因為問責制而使問題擴大化。這是一個不幸的現實，也是難以改變的現實，特區政府只有在這個巨大陰影下繼續運作下去。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追求利潤無可厚非 企業勿忘社會責任

　【明報專訊】經 濟不景，更須精打細算，以祈渡過難關，公共機構的收費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備受關注。昨日港燈宣布減電費，以及日前巴士公司宣布明年相繼取消乘車優 惠，都涉及公共機構營運牟利，以商業原則而言，難以非議，但是檢視實際情，他們在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仍有改善空間。

　雖乏誘因購便宜燃料

　兩電要為市民省錢為念

　先說港燈，昨日宣布由明年1月1日起，平均基本電費（即不包括燃料費的增減）下調19.2%（即22.4仙），但是由於燃料費成本上升，以致港燈預測今年年底的燃料價條款帳將累積至約10億元的負結餘，兩者相抵之下，因此電費最終只減5.9%。

　港燈和中電去年底與政府達成新利潤管制協議時，最高准許利潤降至9.99%，當時政府聲言兩電電費會有雙位數字減費空間，但是中電10月起調低電費3%，港燈明年起減費5.9%，事實證明政府給予市民的期望，並未實現。

　兩電減費未能符合市民預期，與燃油費成本上升有關。例如，港燈原本可以下調基本電費約兩成，燃油費成本上升，整體減幅被抵消了大部分。事實上，今年7月全球商品價 格達到高峰，原油每公噸升至147美元，煤價每公噸升至約190美元。兩電燃料費開支實報實銷，來價貴，成本自然上漲。港燈今年分11次買了明年需用的約 九成燃煤，買入價每公噸由102至155美元，與今年最高價相比，港燈雖然未在最高位入貨，但是反映煤價權威機構Coalportal的數據顯示，近期燃 煤價格每公噸下跌至70餘美元，不禁令人懷疑港燈買了貴貨。此外，兩電在燃煤價格的角色和功能，還有一點值得討論。

　 現行利潤管制協議，並無誘因促使兩電在購買燃料時，更加肉緊價格因素，因為縱使買貴了，可以全數轉嫁給用戶，兩電並無任何風險。我們認為，政府宜研究增加 誘因，例如在一段時間內，兩電買入燃料的價格，低於國際平均價格若干水平，可以得到獎勵等，以促使兩電在採購燃料時投入更多心思和精力。至於未有類似機制 之前，兩電採購燃料時，要有替用戶盡量節省為優先考慮，以在這個層面體現企業社會責任。

　取消長者假日優惠

　雖云有理卻不近人情

　至於巴士公司取消乘車優惠，繼月初港鐵取 消「長者假日優惠」之後，4間巴士公司日前宣布「即日來回折扣」及「長者假日優惠」，在優惠期明年陸續屆滿後，將不會延續。現時有近100條中長途路線提 供即日來回八至九折優惠，取消後，市民便要多付約5％至10%車費，巴士公司此舉實質變相加價，受影響乘客約達90萬人。巴士公司則解釋，由於營運成本上 漲，盈利倒退，故無法延長優惠。

　政府於2006年引入「可加可減」機制， 跟專利巴士公司取得協議，由它們提供為期3年的中、長途巴士車費優惠方案，當時確有優惠為期3年的安排，現在巴士公司履約而行，嚴格而言，道理上說得過 去。但是經濟不景，民生困頓，此際取消優惠，對一些市民無異百上加斤，因此引起較大反彈。特別是中長線乘客多屬中下階層市民，他們住在較偏遠地區，交通費 用開支本來已經不菲，取消優惠之後，負擔會更重。

　今年燃油費用大幅上升，巴士營運確實面對壓力，這次取消延長優惠，於理可以過關，於情卻是有所不合；特別是取消「長者假日優惠」，更是有點不近人情，主因有三：

　（1）假日上班族人數大減，巴士照樣提供服務，讓長者假日優惠乘車，毋須增加巴士成本開支，只是物盡其用而已；

　（2）社會鼓勵長者多些活動，不要老是窩在一個地區，宜擴大社交圈子，取消優惠之後，相信靠微薄積蓄過活的長者，會減少外出；

　（3）許多長者假日習慣與子女聚會，給予長者假日乘車優惠，可以鼓勵更多家庭享受天倫之樂，有利於構築和諧社會。

　所以，港鐵和巴士公司連假日長者乘車優惠也取消，是不近人情之舉，我們認為他們應該重新考慮，顯示社會對長者的關懷，以避免營造公共機構唯利是圖，連長者也不放過的錯覺，損害了公共機構的形象。

　 企業投資於公共事業，當然也要追求利潤，以商業原則營運，但是在賺錢之餘，企業也要在社會責任方面，盡一己之力。特別是在經濟困難時期，企業的承受能力， 肯定高於一般市民，此時此刻是企業顯示其社會關懷、愛護市民的時候。一些建立起正面社會責任形象的企業，市民會銘記於心，企業所得回報，其價值絕非眼前多 賺一些利潤可以衡量。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官僚架構能駕馭一國兩制的嶄新局面嗎？／文﹕葉劉淑儀

官員表現欠佳 源於歷史限制

1. 政務官擅長執行，缺乏主導重大政策制訂及推行的經驗和膽識

¨ 殖民地時代的政務官，不包括作重大決策

¨ 殖民地時代最具爭議的政策，都是港督得到英廷首肯後提出的

¨ 七十年代的難民收容政策

¨ 八十年代為推行民主化鋪路的地方行政計劃

¨ 九十年代衛奕信的居英權計劃

¨ 彭定康的政改

¨ 就算是最資深的政務官，其實不外負責執行。

2. 囿於不干預教條，經濟政策欠主動

¨ 港英政府取得「財政自主（financial autonomy）」後，便以審慎理財為原則，務求收支平衡，避免成為英廷的財政負擔量入為出的理財傳統，即使在必須採取宏觀經濟調控手段時，還是較為猶豫，欠缺力度。

3. 官員缺少市場經驗，推動新產業乏力

¨ 政府的人才來源: 公務員內部晉升

¨ 不利招攬具市場經驗的業界專才進入高層，或引進新思維

¨ 高層缺乏專業知識、市場經驗及人際 網絡，在經濟、金融、科技創新和創意產業等範疇最明顯

¨ 發展新產業欠全盤考慮，缺大刀闊斧的決心

¨ 政府覑眼於「硬件」卻忽略「軟件」，沒有深入探討何謂文化創意產業，及需要什麼政策配合。

4. 欠政治歷練，不善於政治傳播和風險管理

¨ 傳統政務官的職責是執行

¨ 處事時覑眼於程序和成本效益，按照政府的法規和先例辦事

¨ 西方政治人物

A. 經過民主選舉洗禮，深明聯繫群眾（connecting with people）的重要性，培養了較良好的政治傳播和風險管理能力，懂得掌握民意和領導民意，並學會和傳媒合作、創作政治金句、建立個人形象，有效地向公眾 傳達信息，以加強公信力

B. 一旦出現政治危機，也懂得在適當的時候道歉和修正錯誤，及早阻止風波蔓延。

¨ 「心戰室」的作用似乎僅限於「政治化妝」
至於協助特首進行政治風險評估，以及改善其他主要 官員的政治傳播技巧，卻看來力有不逮。
政府處理「副局長」便是一個明顯例子。

¨

¨

5. 體制改革，青黃不接，士氣受挫

¨ 目前，要由殖民時代的官僚精英體制，過渡到符合《基本法》規定的民主體制。

¨ 發展民主政制，需要建立政治層級，因此政府引入了高官問責制，原則上無可厚非。

i. 　政治人才不足

ii. 　政治任命官員與公務員的權責劃分仍然不清。

1. 而高級公務員仍須 負起游說甚至問責等政治責任。

2. 譬如安排包機協助港人回港一事，便顯露出政治任命官員低調被動，未能發揮領導公務員的功能。

3. 公務員名義上毋須負政治責任，但 卻動輒得咎，士氣難免受損

改良制度，完善管理

政制方面

¨ 問責制目前不宜再擴大推行

¨ 盡快解決問責制的落實問題

l 署任安排，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與公務員的權責分野

l 沒有副局長的政策局應由誰負責作政治決定

l 政務司長如何統籌各局之間的合作，避免出現政治領導真空

¨ 政府須加緊培育未來的政治人才。
問責制所需的人才，除了源自願意冒政治風險的公務員之外，離不開學界、智庫、傳媒及政黨，而經過選舉洗禮的議員理應最能掌握民意及與市民溝通。
所以，特區政府應加強給立法會和區議會的支援。

¨ 加強研究能力　制訂長遠策略

特區政府有必要引進更多研究人才，彌補公務員之不足，協助特區提出較具前瞻性的長遠發展策略及新思維。

經濟哲學過時　亟須因時制宜

目前:

確保市場有足夠的流動性，以支援企業，保障就業，及倚賴國 家再進一步放寬自由行及深圳居民訪港的安排，以擴大消費

長久

摒棄過度倚賴自由市場

採取多元化經濟的策略 結合內地與香港的優勢，發展新產業

¨ 成立類似美國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延攬出色的經濟學者

¨ 協助政府制訂新經濟策略，強化經濟政策的對外論述

¨ 這個顧問委員會的功能，有別於目前的經濟機遇委員會，後者 專注「救火」，解決迫在眉睫的失業問題

¨ 設置科技局，以促進科技為本的新產業，及善用科技來提高生產力和產值

¨ 開設文化局，專注推動文化發展，建立文化創意 產業所需的軟件

****************************************************
官僚架構能駕馭一國兩制的嶄新局面嗎？／文﹕葉劉淑儀

　【明報專訊】1982年，港督麥理浩爵士榮休，筆者參加了政務官協會為他舉辦的歡送晚宴。麥理浩爵士致答謝辭，高度讚揚香港公務員， 特別是政務官。他說香港的公務員是他在各地工作所見過最優秀、最高效的，套用他的話就是"you are the best at getting things done"。八十年代可謂政務官的黃金時代，政務官不但起薪點比其他職系高，而且可以扶搖直上，成為司級官員，參與制訂政策；故被視為「天子門生」。

　官員表現欠佳 源於歷史限制

　 然而，政務官似乎光輝不再。港府的官僚體制以高效率聞名於世，何以今時今日高官頻頻失言出錯，不但面對社會種種問題顯得無從入手，甚至連安排滯留泰國的港 人返港也反應遲緩，前後表現自相矛盾？這是出於人的問題，還是基於其他因素呢？筆者希望憑覑過往從事公務的經驗，客觀探討目前官僚體制出現了什麼問題、應 該怎麼改革。

　一、政務官擅長執行，缺乏主導重大政策制訂及推行的經驗和膽識

　當年麥理浩爵士一語中的，港府公務員的強項是執行上司制訂的政策，政務官更是佼佼者。殖民地時代最具爭議的政策，如七十年代的難民收容政策，八十年代為推行民主化鋪路的地方行政計劃，九十年代衛奕信的居英權計劃，彭定康的政改，都是港督得到英廷首肯後提出的。這些政策出台，或是得到英政府尤其是外交部的支持，或是為回應英國國會的壓力。就算是最資深的政務官，其實不外負責執行。殖民地時代的政務官，所受的專業訓練，基本上不包括作重大決策，不像外地政治領導般基於信念、使命或其政黨政綱提出新政策。

　二、囿於不干預教條，經濟政策欠主動

　 港英時代，財政司郭伯偉爵士和夏鼎基爵士信奉積極不干預政策。此後，港府官員都謹守「大市場、小政府」教條，不會主動作宏觀經濟管理，缺乏利用貨幣或財政 手段調控經濟的信心和決心。另外，港英政府自獲英廷首肯，取得「財政自主（financial autonomy）」後，便以審慎理財為原則，務求收支平衡，避免成為英廷的財政負擔。資深政務官都知道，基於「審慎理財」原則，殖民地時代的布政司署財 務科（Finance Branch，即現在的財經事務局），在政府內部的影響力非常大。相比許多鄰近的競爭對手（無論是深圳或新加坡），港府政務官囿於量入為出的理財傳統，即 使在必須採取宏觀經濟調控手段時，還是較為猶豫，欠缺力度。

　三、官員缺少市場經驗，推動新產業乏力

　較諸其他東亞地區，港府推動新產業的力度也薄弱得多。近年政府已默默放棄了積極不干預政策，不再避免挑選優勝者（picking winners），反而選擇性支持某些行業，例如直接注資迪士尼，貸款給電影業，獨資興建郵輪碼頭。但是，這些零碎的措施反映特區政府對發展新產業欠全盤考慮，缺大刀闊斧的決心。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例，政府覑眼於「硬件」，即興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文藝設施，卻忽略「軟件」，沒有深入探討何謂文化創意產業，及需要什麼政策配合。

　 歸根究柢，政府的人才來源主要是從公務員內部晉升，這種制度不利招攬具市場經驗的業界專才進入高層，或引進新思維。政府高層缺乏專業知識、市場經驗及人際 網絡，在經濟、金融、科技創新和創意產業等範疇最明顯。以鄰近地區台灣為例，當地電子業在全球市場佔重要地位，毫無疑問有賴於擁有國際視野和業界經驗的巨 擘如李國鼎、張忠謀等先行者領導推動。反觀香港，財經官員礙於背景限制，只懂得透過吸納資金以保持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或採取一些容易實施的稅務措施來推動 某些行業，如取消遺產稅及紅酒稅，而缺乏膽識去大刀闊斧地發展新產業。尤其經過「數碼港」一役後，更視推動高新科技產業為畏途。結果產業結構流於單一，在 傳統經濟支柱的優勢漸減之際，經濟轉型明顯滯後於競爭對手。

　四、欠政治歷練，不善於政治傳播和風險管理

　 傳統政務官的職責，是執行上司制訂的政策，處事時覑眼於程序和成本效益，按照政府的法規和先例辦事，政治歷練比西方民主社會的政治領袖少。西方政治人物， 經過民主選舉洗禮，深明聯繫群眾（connecting with people）的重要性，培養了較良好的政治傳播和風險管理能力，懂得掌握民意和領導民意，並學會和傳媒合作、創作政治金句、建立個人形象，有效地向公眾 傳達信息，以加強公信力。美國電視節目Saturday Night Live經常作政治諷刺，拿政治人物開玩笑。希拉里、佩林及麥凱恩等明知會遭揶揄，仍然願意上這個節目，不因抨擊而退縮，表現出政治家的風度。

　 成功政治家也有出錯的時候，所以政治風險管理不可或缺。奧巴馬能言善辯，但參選期間曾多次失言，例如說對手麥凱恩選用佩林做副手是「給豬塗口紅」，因而被 指侮辱女性。舉措失當更會掀起政治風波，例如任命人員前審核不周，往往帶來政治危機。1993年，克林頓提名的司法部長，被揭發曾聘用非法移民當家傭，令 克林頓不得不放棄提名。政治人物身經百戰，體會到一言一行都可帶來重大的政治後果，故十分重視政治風險評估；一旦出現政治危機，也懂得在適當的時候道歉和 修正錯誤，及早阻止風波蔓延。

　香港政務官正欠缺上述的政治訓練。曾特首設 「心戰室」，加強政治傳播能力，是正確的決定。但到目前為止，「心戰室」的作用似乎僅限於「政治化妝」；至於協助特首進行政治風險評估，以及改善其他主要 官員的政治傳播技巧，卻看來力有不逮。金融海嘯來襲前，政府處理「副局長」一事時犯失誤，致使特首民望開始大幅下滑，便是一個明顯例子。

　五、體制改革，青黃不接，士氣受挫

　目前，特區政府要由殖民時代的官僚精英體制，過渡到符合《基本法》規定的民主體制。發展民主政制，需要建立政治層級，因此政府引入了高官問責制，原則上無可厚非。可是因為香港仍在過渡期，出現青黃不接的狀，引起許多執行問題。

　第一個問題當然是政治人才不足。因此，政府為擴大問責制而羅致人才時，相信遇到不少困難，故不得不以高薪厚祿吸引人才，但所延攬的第一批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因為國籍、資歷、薪酬、委任程序及上任後表現等問題，惹來非議。

　 第二，政治任命官員與公務員的權責劃分仍然不清。雖然副局長理論上是政策局的高層領導，但大部分表現尚較稚嫩，未能擔當政治領導之大任，而高級公務員仍須 負起游說甚至問責等政治責任。譬如安排包機協助港人回港一事，便顯露出政治任命官員低調被動，未能發揮領導公務員的功能。公務員名義上毋須負政治責任，但 卻動輒得咎，士氣難免受損。

　【二之一】

　葉劉淑儀 立法會議員

傳統官僚制度有許多歷史限制，也有不少優點。雖然政府面對今日社會的挑戰顯得進退失據，但成事在人，只要特區政府的最高層能正視問題，覑手改良制度，完善管理，提供有力的領導，仍有能力應付嶄新的政治經濟局面。

　政制方面，鑑於政治人才不足而導致問責制自擴大實施以來爭議不絕，特區政府目前不宜再擴大推行，反而應盡快解決問責制的落實問題，包括﹕署任安排，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與公務員的權責分野，沒有副局長的政策局應由誰負責作政治決定，政務司長如何統籌各局之間的合作，避免出現政治領導真空、群龍無首的局面。假如政治任命的官員，不能早日擔當領導的角色，反而成為公務員的負累，特區政府將無寧日。

　其次，政府須加緊培育未來的政治人才。問責制所需的人才，除了源自願意冒政治風險的公務員之外，離不開學界、智庫、傳媒及政黨，而經過選舉洗禮的議員理應最能掌握民意及與市民溝通。所以，特區政府應加強給立法會和區議會的支援。隨覑議會發展，議會可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從事政治工作，特區政府則可以行政吸納更多議會人才，加強政府的政治觸覺，改善與議會的溝通；長遠將大大有助行政、立法機關建立融洽關係。

　加強研究能力

　制訂長遠策略

　特區政府要加強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研究能力，以便制訂長遠的發展策略。雖然政府自港督衛奕信年代已設立中央政策組，但其政策研究能力，比中央、內地各省市及其他鄰近地區的政府，大為遜色。故不論是特首施政報告，還是財政司長的財政預算案，都往往顯得內容貧乏，理論根據不足。因此，特區政府宜加強其政策研究能力，以便於全球及全國發展中重新定位，奠下新方向。

　 以美國為例，全國政策研究組織蓬勃，特別是在首府華盛頓，可謂百家爭鳴。這些飽學之士，通常於一些政治人物尚在野時，已出謀獻策，讓這些有政治抱負的人才 及早確定上任後的理念，草擬政綱及提出政策議程。在今天的中國，鑽研各項經濟、社會議題的研究所也十分活躍，為執政者作細緻深入的分析，提供配合時代發展 的有力理據。

　這類前瞻性的政策研究，有別於目前政策局內建基於先例、規例、程序、成本效益及財政考慮的分析。特區政府有必要引進更多研究人才，擴大視野，彌補公務員之不足，協助特區提出較具前瞻性的長遠發展策略及新思維。

　 特區政府的經濟哲學，仍停留於「大市場、小政府」這種口號式教條，缺乏新意，落後於國際形勢。其實金融風暴之後，全球先進國家均意識到，過度依賴自由市場 來分擔風險，有許多不足，會引起不少風險；故紛紛出手拯救瀕臨破產的行業，或把銀行國有化，或推動環保產業等新產業，以刺激經濟。在此國際形勢，特區政府 仍抱殘守缺，只重複「大市場、小政府」口號及靠「十大基建」推動經濟，未能提出新經濟策略去配合國際及國家的發展，實在令人失望。

　且，特區政府過往的經濟策略，僅依賴基建和鞏固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如今明顯有所不足。毫無疑問，香港仍是亞洲重要金融中心，然而受金融海嘯吹襲後，難免元氣大傷。特區政府除了保障存 款外，還須提出有效措施，平息「雷曼事件」所引起的信心危機，重整金融秩序，恢復投資者信心。至於「基建興港」，雖然中、美等大國均以推動基建作為刺激經 濟的主要手段，但在今日的香港推行則困難重重。一來因為立法會監察甚嚴，對每項工程都詳加提問，並要求詳盡諮詢；二來香港乃高度發展城市，任何公私營的工 程，一旦可能影響交通、居民生活環境、自然生態或舊區風貌，都會遭強烈反對。港島南區鐵路架空路段及合和二期所引發的爭議，就是典型例子。因此，單憑金融 或基建來振興經濟，只會事與願違。

　經濟哲學過時

　亟須因時制宜

　 短期而言，挽救香港經濟，一如要挽救英美經濟一樣，難以找到現成的水源救近火。目前可做的主要是確保市場有足夠的流動性，以支援企業，保障就業，及倚賴國 家再進一步放寬自由行及深圳居民訪港的安排，以擴大消費；除此之外，長久之計，特區政府應該摒棄過往過度倚賴自由市場、不思主動求變的心態，採取多元化經 濟的策略，掌握香港面向世界、背靠祖國龐大市場及豐富資源的地利，結合內地與香港的優勢，發展新產業。

　 鑑於香港生活水平高昂，挑選新產業，必須以能為香港創造較高價值，開發新產品、新市場或新商業模式者為優先。全球經濟已趨於一體，並採用跨境分工的新生產 模式，而科技創新最能為全球長遠經濟發展注入動力；香港的新經濟模式必須考慮這些因素，慎用有限的資源，尤其是土地，以配合發展全球經濟發展，推動較高增 值的產業。這些產業通常能創造自己的品牌或知識資產，也只有如此，才可以面對全球一體化所帶來的競爭仍屹立不倒。

　 具體措施方面，特首宜仿效美國總統，成立類似美國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延攬出色的經濟學者，協助政府制訂新經濟策略，強化經濟政策的對外論述。這個顧問委員會的功能，有別於目前的經濟機遇委員會，後者 專注「救火」，解決迫在眉睫的失業問題。一個視野較為廣闊、學問根底較為深厚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可助特首檢視國際形勢和不同的經濟模式，以部署新經濟策 略。

　此外，現今全球經濟由科技（特別是資訊科技）帶動。為配合這個趨勢， 特區政府宜設置科技局，以促進科技為本的新產業，及鼓勵各行各業善用科技來提高生產力和產值。特區政府也應該開設文化局，專注推動文化發展，建立文化創意 產業所需的軟件。上述結構改革，可減輕某些政策局過重的負擔，例如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得以專注處理中小企面對的問題。

　 長遠而言，較諸芬蘭、瑞典等已成功打造世界品牌的北歐國家，香港要演進為真正的知識型經濟體系，需要政府大幅增加於教育及科研的投放，務求扭轉過度短視和 倚賴投機的風氣。不過，事在人為，港人有足夠的智慧，而且過往面對多次風浪，均展示了過人的堅毅精神和復元能力。我堅信，只要香港的經濟架構和領導風格走 回正軌，香港必定能夠再度騰飛。

　（二之二）

　葉劉淑儀

　立法會議員

愛情小說 見證女性心態蛻變

【明報專訊】從不同年代的文學作品裏，我們可以窺見香港人事的變遷。1970、80年代愛情 小說大行其道，亦舒、林燕妮、嚴沁等女作家的小說皆反映了當時中產女性的戀愛心態。例如亦舒的《曾經深愛過》、《兩個女人》等作品，寫女主角活在物質生活 充裕、身邊男人彬彬有禮的社會圈子裏，往往在愛情路上感到彷徨和矛盾；而林燕妮的小說背景也往往是由奢華生活、華貴名車、高級時裝、豪華別墅等構成，主角 非富則貴。

　阿寬認為亦舒的作品講高品味、高消費，是一眾辦公室女郎對生 活、物質上的期望。當時香港經濟開始發達，普遍香港人都對生活有期望。到了90年代，香港人有了一定的經濟能力，物質豐富，女性變得獨立，令一些寫女性心 態的小說如張小嫻的《3個A Cup的女人》等小說因而盛行。阿寬表示﹕「在90年代後期，不少女性成為財政獨立的中產人士，她們不再追求物質，而是追求短暫的甜蜜愛情。」

　 阿寬和彭浩翔的作品也有寫90年代人際關係和男女感情事。例如，在阿寬的《小男人周記》中，主要寫辦公室人與人的關係。阿寬表示，從中亦可以看到時代的變 遷，以前的人在辦公室可認識到朋友，但現時社會變得功利，最好的朋友往往是在中學時代認識的。而彭浩翔20歲出頭時寫的〈拜託，請多等一天！〉（現收錄於 《愛得喪盡天良》），其中講述大學生對愛情的期望，女主角盼跟男主角有完美的約會，卻因長了暗瘡而不敢見面，最終錯過愛情變成失落，這或多或少也反映了少 男少女的愛情觀。

沈旭暉﹕泰國騷亂與危機管理

　【明報專訊】國 際事務一向被認為與香港關係遙遠，香港也一直缺乏單一的部門，以整全視野全盤處理涉外關係。中國對泰國騷亂能及時回應，表現比特區政府獲好評，除了因為北 京有國家的格局，也因為它近年積極研究了一套危機管理體系，其中就包括了涉外危機管理的應變模型。筆者是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一個危機管理研究基地的小組 成員，這小組和瑞典國防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Crismart）是合作伙伴，特別覑重研究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處（FEMA）等海外案例，出版了不少危 機管理或應急管理研究報告。

　根據清華教授的研究，中國危機管理比美國缺乏制度基礎，是基於下列原因﹕

　1. 法律框架鬆散，不同法例之間的規範不統一，特別是對危機發生時的公民權力沒有保障﹔

　2. 應對計劃以部門主義（departmentalism）為大原則，利益計算往往凌駕危機管理﹔

　3. 缺乏跨部門協調機制，遇上新危機束手無策﹔

　4. 應對網絡失衡，政府未能將公民社會和私營機構的潛能納入官方應急框架內，基層組織也缺乏自我應急的能力﹔

　5. 缺乏社會應對力，民眾應急心理脆弱，以學術角度研究危機管理的風氣未成，加上缺乏獨立調查機制，令危機過後往往未能建立出一套改善方案﹔

　6. 技術支撐落後，依然依賴人海戰術，未能支援公用信息平台。

　港府處理包機事件反映弊端

　這些弊端，在特區政府處理泰國包機事件時，反映得更嚴重﹕

　1. 社會不知道香港公民在遇上境外危機喪生，如何才算是政府的責任﹔

　2. 不同政府部門都不認為自己有獨立處理涉外關係的需要，因此沒有部門有權威與知識對泰國騷亂的嚴重性定性﹔

　3. 調動包機涉及不同部門和私營公司，如何協調並無常態可依﹔

　4. 香港媒體、NGO和航空公司在泰國的資源和網絡，都未能為特區政府所用﹔

　5. 常設處理危機、研究危機和調查危機的機制都欠缺，政府大概不會以公關以外的科學態度，研究「危機管理學」（這是一門講求制度建設的獨立學科），正如政府沒有通盤考慮涉外關係的打算﹔

　6. 滯泰港人能得到最有用的信息，來源幾乎都與政府無關。

　有見及此，中國政府近年積極和學界合作，希望根治上述問題，雖然成效還有待改善，但方向無疑清晰。例如﹕

　1. 中國正制訂《緊急狀態法》，訂下官、商、民在緊急狀態下的法律義務，假如特區政府有見及此，則不會出現與航空公司溝通的「誤會」問題﹔

　2. 制訂國家層面的危機反應機制，設定哪個級別的危機需直接由中央負責，機制啟動後，則自動加入不同部門，乃至民間組織參加﹔

　3. 商議建立危機管理協調部門，讓突發危機出現後，有單一對口單位﹔

　4. 鼓勵民間參與危機管理，並提供「激勵機制」，以填補官方反應受困於官僚主義的不足﹔國泰一類私營機構有了這類機制，即使在沒有法律要求的前提下，也可能主動協助解決危機﹔

　5. 在一級院校設立危機管理學科，效法美國反恐，將之深化為專門理論﹔

　6. 完善政府的信息公開渠道，在非常時期徵用媒體協助信息管理。

　 特區政府的危機管理意識落後於北京，這已教人憂慮。何中國推動上述變革時，並非由身居其中的公務員集體進行，而是由政府選取個別官員聯絡學界，共同醞釀 新方案，並逐漸由學界吹風包圍政府，以完成變革。可以說，這是政治工作，而不是常規程序工作﹔定義上，這是「如何將非常態危機管理在不涉及常設公務員的前 提下，變成系統化機制」。將上述框架拿到特區，則政治任命官員的責任，就不只是作決定、或不作決定，而是也應該包括制訂不能完全由公務員負責的機制，以方 便官員根據不同變數作出決定。一般內地學者依然贊同擴大問責制的根本理念，但當北京的學界同事從報章發現，香港個別新任政治問責官員公開聲稱沒有參與包機 事件，已覺得難以想像﹔到發現也沒有設立政治性危機處理機制的意識，更視之為一國兩制的失衡，令他們不敢大膽向各位說一句：作為北京的伴侶，香港絕對犯得 起這個錯誤。

　政府不重視涉外關係制度建設

　 說到底，還有一個比危機管理更大的問題﹕政府實在不重視涉外關係的制度建設。特別是處理保安事務的政治官員，怎能沒有國際視野﹖一般國家和地區的涉外危機 管理體制，都會將危機分類、分級，指標包括所涉國家的政治穩定度、信息流通度、滯留國民的生命安全度、是否有先例可援等，同時可參考學界的失敗國家指數、 國家貪污指數、危機傷亡指數等。本文提及的瑞典Crismart刻意和中國合作研究，原因之一就是在南亞海嘯期間，瑞典國民死亡率冠絕歐洲，令他們發現在 亞洲的危機管理可能和歐洲不同。

　以泰國騷亂為例，當地政局自從他信下台後 一直不穩，群眾活動背後都有利益集團比併的影子，不少集會都以出現最終肢體衝突為目標，根據學術規範，數月來的泰國，已是「結構性有可能出現肢體衝突的國 家」，而且曾有人因而傷亡，已足以和內戰後紙醉金迷但偶發衝突的黎巴嫩相提並論。由於泰國不同媒體大亨都直接捲入政潮，港人接觸泰國的資訊都不完備，這令 危機變數升溫。當香港滯留在泰國的居民數目構成統計學上的重要數字，在各地遊客中並不居於少數，若不盡快處理他們的心理，就是泰國局勢無新變化，港人群體 內也可能自行爆發危機，也就是具備了出現另一個和泰國危機無關的小危機的生態土壤。加上泰國貪污指數不低，這反映了港人獨立在當地處理危機的風險，會比在 北歐等貪污指數較低的地方為高。要量化這些數字，拿來讓官員作出科學決定，其實一個研究生已足以應付﹔但要說服特區政府維持國際敏感度的重要性，與其找 100個學者和100個議員，效用似乎都及不上一個死人。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計劃主任

　■延伸閱讀

　1.《危機管理》（薛瀾/張強鍾開斌，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2.《應急管理研究報告2006》（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範辦公室，同心出版社，2006）

　3.《應急管理研究報告2007》（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範辦公室，同心出版社，2007）

　4.Crisis Decision-making: A Cognitive-institutional Approach （Eric K Stern, Stockholm University, 1999）

百慕達群島註卌

• 只要在當地購有不動產，便可申請移民
• 百慕達的個人移民，（如：退休者、藝術家等）並 不需要在當地繳交任何稅
• 假設移民者死亡，只要繳交登記在其名下資產（如：房屋、船舶、飛機）3%的遺產稅。
• 大部份的人都會以公司或信託的名義購 置不動產。
• 政治及經濟一直都是處於非常穩定的狀況
• 與 新加坡公司一樣，每年維持成本較為昂貴，是其主要缺點
• 由於百慕達是OECD的成員國之一，加上百慕達當地有許多專業的律師、會計師，所以百慕達得成為國 際主要金融中心之一，其境外公司亦廣為各國政府及大企業接受。
• 再保險業務（Re-insurance）僅次於倫敦，紐約，位居世界第三大。
• 係所有公司都係百慕達群島註卌,因為好處最係賺了錢唔洗納稅

書到用時﹕純道歉與團隊迷思

　【明報專訊】泰國政局動盪，滯泰旅客數以十萬計，排除萬難以派遣包機接載公民回家，無疑是有為的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可是我們的政府卻反應遲鈍，進退失據，特首曾蔭權在行政會議後急步離場，完全沒有任何回應，而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相繼道歉，卻絕不認錯，這種「急步離場」與死不認錯的「純道歉」熟口熟面，彷彿成為時髦的「官場文化」，那就不禁要問﹕這到底反映了什麼問題？

　只負責道歉不負責認錯

　 「勇於認錯，永不改過」是本港市民的口頭禪，我們的高官卻是「勇於道歉，死不認錯」，兩日後才包機，唐英年竟然滋油淡定地說﹕「我覺得我懐並唔係太過 慢……」他與李少光都舉出了「集體決定」、「團隊責任」這兩道護身符，潛台詞是即使有錯，也是「集體」或「團隊」的錯，本人只負責道歉，不負責認錯，這種 死不認錯的「純道歉」態度，讓人想起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所言﹕「不能夠認錯是因為中國人喪失了認錯的能力。」

　 既然沒錯，為什麼要「道歉」？「道歉」是什麼？按照拉薩里（Aaron Lazare）在《論道歉》（On Apology）這本書分析，嚴格的「道歉」至少有羞慚或罪疚（shame and / or guilt）等含意的表述，同時要保證不會再犯同樣錯誤，還要對受冒犯者作出補償。死不認錯的「純道歉」熟口熟面，成為一種時髦的「官場文化」，反映出問責制形同虛設，「道歉」只是為了息事寧人——「有責不問」的結果，勢必導致政府施政陷於困境，甚或危機。

　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在 討論「錯置的責備文化」時，即使不無為特區政府護航的可疑傾向，也得要列舉數據，以說明特區政府當前施政上的困境﹕「按香港大學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 政府的好感度由二○○七年五月的53％下跌至二○○八年十一月的24％，而同期的反感度則由7％上升至23％……」面對「跳崖式」的民意轉向，我們的特首 曾蔭權真的可以視「民望如浮雲」嗎？

　有責不問與人頭落地

　 張炳良回應「包機事件」，竟說政府要考慮涉及公帑及泰國形勢，這不也是廢話嗎？真是教人搖頭嘆息了。他在〈人頭必須落地？〉一文，從英國政壇近期湧現的動 輒得咎的「責備症候群」（blame syndrome），說到本港「市民也須走出錯置的責備文化及犬儒主義，還政治於其尊嚴及實事求是作風，抵制浮誇與政治空話。最終，社會應追求清醒思考的 頭腦，而非但求人頭落地」，然而，理性的討論未必得出理性的結論，「有責不問」是一個極端，「人頭落地」是另一個極端，在兩極之間，在「純道歉」與「錯置 的責備」之間，大概還有大幅空白的餘地，可以討論如何落實我們的「問責文化」吧。

　另一位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則指「包機事件」處理得不夠果斷，是由於「梁展文事件」對高官增加了壓力。 他與張炳良都是本港「行政團隊」的成員，試圖為團隊開脫或減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必須指出這種「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官僚思維是極危險的，極可能導 致特區施政更多的失誤與更大的困境。他們也許要從另一角度看問題，比如嘗試擺脫乃至反省「團隊迷思」，方可以在此時此刻眾多極端化的思維中解放固有的角色 和觀點。

　聰明人集體思維的愚蠢

　 也許，行會成員和高官在此時此刻不妨讀一讀贊尼斯（Irving L. Janis）的《團隊迷思》（Groupthink），這本寫於三十六年前的老書有一個副題﹕《政策及慘敗的心理學研究》（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贊尼斯的論述一針見血﹕團隊成員為了維護團隊的凝聚力，追求團隊和諧和共識，往往忽略了決策的初始目的，因而不能確切而周詳地評估本 身與團隊的思考模式。

　這本老書的論點歷久常新，話說二○○三年發生哥倫比 亞號空難之後，《紐約時報》有一篇署名文章，分析空難的成因，該文的標題頗為高度概括﹕《聰明人集體合作會比他們腦袋的總和愚蠢》（Smart People Working Collectively can be Dumber Than the Sum of their Brains）﹕《團隊迷思》三十歲了，依然壯健。贊尼斯總結出「團隊迷思」的八大「盲點」﹕

　一、不受非議的幻覺（illusion of invulnerability）﹕過於自信，對潛在的危機視而不見；要補充的是，因連番慘敗而失去自信，也存在類似的危機。

　二、團隊決策的集體合理化（collective rationalization of group's decisions）﹕時間和精力花在如何將團隊決策合理化，缺乏重新審視和評估，更抗拒外界挑戰。

　三、迷信於團隊的固有道德（unquestioned belief in the inherent morality of the group）﹕誤認集體決策必然是正義的，抗拒一切倫理道德上的質疑。

　四、互享排他的刻板印象，尤其是對反對者（shared stereotypes of outgroup, particularly opponents）﹕認定一切反的聲音都是惡意的，難以溝通的，逐漸便不屑與之爭論。

　五、對異議者施壓以自我肯定（direct pressure on dissenters to conform）﹕不容異見，對質疑者施以冷嘲熱諷。

　六、自我審查，隱瞞批評（self-censorship; members withhold criticisms）﹕遇有疑慮便以沉默隱瞞，自我審查，以免質疑集體決策的智慧。

　七、全體一致的幻覺（illusion of unanimity）﹕「從眾效應」導致自我壓抑，意見一致的假象導致集體決策合理化的假象。

　 八、以「心靈守護」自封，抗拒來自反方的信息（self-appointed "mindguards" protect the group from negative information）﹕成員刻意隱藏不利於團隊決策的資訊，或限制成員提出異見，盲目維護決策的合法性。

　八大盲點導致七大慘敗成因

　 這八大「盲點」彷彿為特區管治班子（包括特首、行會成員、司長、局長）度身訂做，即使不是全中，也中得七七八八吧。贊尼斯的論點恰似為本港「施政失誤症候 群」把脈，他認為八大「盲點」勢將導致七大慘敗成因，容我稱之為「七不」﹕不全面調查替代方案（incomplete survey of alternative）、不全面調查決策目標（incomplete survey of objectives）、不深究既定選擇的風險（failure to examine risks of preferred choice）、資訊蒐集不足（poor information search）、不理會資訊處理過程的偏差（selective bias in processing information at hand）、不重估被否認的方案（failure to reappraise initially rejected alternatives）、不會制定突發事故的備用方案（failure to work out contingency plans）。

　是的，聰明人集體智慧，往往會比他們腦袋的總和愚蠢，在特區管治班子死不認錯的「純道歉」、「有責不問」還沒有成為痼疾之前，不妨開班集體研習「團隊迷思」，誰來當導師？捨張炳良先生，還有誰可勝任？

　文 葉 輝

　編輯 梁詠璋

蔡子強﹕林肯啟示錄──Team of Rivals

　【明報專訊】周一，候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委任了其頭號初選對手、紐約州參議員希拉里出任國務卿；及布殊政府的國防部長蓋茨留任原職。

　如果只能帶一本書進白宮，你估奧巴馬會帶哪一本﹖

　奧巴馬帶入白宮的一本書

　答案當然不是《新君王論》，能令奧巴馬如此愛不釋手的，是一本由女史學家 Doris Kearns Goodwin花了10年時間撰寫，講述已故美國總統林肯當選後對政敵表現出之非凡胸襟、氣概和智慧的書——《Team of Rivals》（政敵團隊）。

　 不說大家可能不知，林肯當年是爆冷贏出總統的，在共和黨黨內提名階段，林肯已經面對3位實力強橫的對手，包括頭號大熱門，原先無論聲勢和經驗（甚至能力） 都勝他一籌，共和黨黨魁及資深紐約州參議員William Seward，以及俄亥俄州長Salmon Chase和密蘇里州資深眾議員Edward Bates。4人之中，林肯從政經驗最淺，只是人人都看不起的「鄉下佬」，但結果卻令人盡跌眼鏡，難怪3人盡皆憤憤不平。正如作者Goodwin所說： 「each of his celebrated rivals believed the wrong man had been chosen.」

　 但甫任總統的林肯，表現卻旋即令人刮目相看，他捐棄前嫌，邀請前述3位重量級人士入閣，由其頭號初選對手、資深參議員Seward出任國務卿，Chase 當財政部長，及Bates任司法部長。至於書中另一位要角Edwin Stanton，則遲一步入閣，出任戰爭部長。這位仁兄與林肯的過節更甚，他與林肯同樣是律師出身，早年甚至交過手，卻看不起對方外形和表現鄉里，而譏諷 對方為「long armed ape」（長臂猿），但林肯卻沒有因此而心存怨懟，反而賞識對方的才華和決斷力，找了他出任戰爭部長，組成了一個「政敵團隊」。

　政敵團隊

　 後來《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訪問林肯，問他為何委任這麼多政敵入閣，尤其是前述3人時，他簡單直接的回答：「We needed the strongest men of the party in the Cabinet. We needed to hold our own people together. I had looked the party over and concluded that these were the very strongest men. Then I had no right to deprive the country of their services.」

　《Team of Rivals》這本書要講的故事，就是林肯如何以過人的胸襟、識見和EQ，把這群原初桀騖不馴，「誰也不服誰」的對手統統請入內閣，並賦以重任，再運籌帷幄，讓所有人盡皆發揮所長，結果幫國家渡過立國以來最大的一場危機。

　正如作者所說：「這是一個需要非凡的勇氣和自信的決定，林肯這些著名的對手顯然都認為他是錯誤之人選。一個較缺乏自信的人會以支持者包圍於身邊，因為他們不會質疑自己的權威。」

　林肯vs.奧巴馬 Seward vs.希拉里

　 湊巧的是，當年經驗尚淺的伊利諾州國會議員林肯，找了初選的頭號對手、政壇老手、紐約州參議員Seward當國務卿；如今經驗一樣的淺之另一位伊利諾州國 會議員奧巴馬，也一樣找了初選的頭號對手、政壇老手、紐約州參議員希拉里當國務卿。歷史可謂出奇的巧合。Goodwin在接受訪問時，也說兩人驚人的相 似。

　事實上，奧巴馬也真的十分喜歡林肯，常常把他掛在口邊，這並不純粹是因為兩人出身相似，也不單是因為林肯曾解放黑奴，而也因為奧巴馬喜歡林肯包容的政治風格。

　在競選期間，奧巴馬曾向傳媒推介過《Team of Rivals》這本書，並說他常常思考，究竟應如何帶領國家渡過今次的危機﹖答案就是採納書中所紀述，林肯的治國風格和用人之道，就是讓有能者居之。

　 他說：「The lesson is to not let your ego or grudges get in the way of hiring absolutely the best people」；又說：「I don't want to have people who just agree with me, I want people who are continually pushing me out of my comfort zone.」

　Seward後來成了林肯政府中最親密的摰友，至於希拉里又如何，究竟是「與敵同眠」，還是「與敵同籌」呢﹖這便要看奧巴馬自己的識見和修養了。

　重組行政會議應有新思維

　原本外間以為，9月立法會選舉後，曾蔭權便會重組行政會議，並公布新成員名單。但現時已經接近年尾，還是只聞樓梯響。各種傳聞遂不脛而走，例如近日某周刊便說曾蔭權想委任泛民中人進入行會，擴闊自己的決策基礎，但卻遭北京從中阻撓，一波三折。

　是耶非耶，外人無從得知。但林肯和奧巴馬（以至羅斯福和邱吉爾等）的故事告知我們，如果有胸襟、有識見、有EQ和有政治技巧，在重大危機時，把政敵引入自己的團隊之中，尋求大和解，以及用人唯才，才是國家的福祉所在。

　林肯和奧巴馬講的是被稱為「華府第一部長」的國務卿，如今香港講的只是區區一個行政會議席位，如果連這樣的胸襟也沒有（對曾蔭權而言），又或者空間都不給予香港（對北京而言），我們的政治是否也太窩囊呢﹖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