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沒有條件實行問責制
問責制主要問題之一:
在設立問責制前
公務員
在決策的參與較多
一項政策是否實際可行,有比較紮實的前期研究。
董建華搞問責制,掃除推動他認為意念甚佳的政策的阻力,把決策權由公務員轉移到一群他任命的問責官員。
問責制主要問題之二:
削弱了政府最高層的團結。
但公務員高層,對外人(包括空降的董建華)有點同仇敵愾的文化
但政客或者從政人士團結,就需要有近似理念、近似經歷和近似的利益
政黨內部也會有矛盾,但政黨可以形成團隊,就是因為有上述的條件。
曾蔭權
起用較多公務員出任局長,小幅度糾正董建華的錯誤,但大格局沒有變
公務員出身的人當了問責官員亦會因為換了身分而換了腦袋
今年曾蔭權擴大了問責制,增加了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職位
問責制主要問題之三:
加深了市民對政府用人唯親的感覺
公務員並非個個人才,但因為有一套現存考核和升遷制度,還算有一個客觀
行問責制,少不了有用人唯親的成分
香港行政與立法分家、又由於政黨被矮化
被挑選的政治任命官員多數沒有令人信服的政治履歷
問責制是用人唯親成為了突出的公眾感覺。
問責制主要問題之四:
由於問責官員與公務員的關係有待磨合
短期內問責官員與公務員的職責和關係難有清晰又令人滿意的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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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近日與朋輩閒聊政事,一個常見的問題是﹕為何特區政府的民望好像在短時間內崩潰,一沉不起?
回顧過去大半年的政事,政府所做的錯事傻事一件接覑一件﹕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風波、梁展文
對上述問題的答案眾說紛紜,真相恐怕也是沒有一個單一答案。不過我有一個理論﹕問責制
在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風波爆發後,我曾在本欄撰文說,問責制從一開始就是錯。我從一開始不贊成問責制,並不是基於什麼理論。世界上有很多種不同政治體制能夠 有效運作。我的反對是從實際出發﹕香港沒有條件實行問責制。如果一定要實行問責制,又不介意付出代價的話,最低限度亦應該在推行問責制時設計一系列配套措 施,為問責制的有效運作創造條件。可惜董建華當年設立問責制時沒有這樣做,問責制實行了6年多也沒有這樣做。如此失敗的政制改革
問責制主要問題之一:
改變了決策的方法和流程,使決策質素下降。
在設立問責制前,公務員
董建華就任特首初期,有很多政策意念,但受到行政部門中人反對。當時政圈中就有種言論,說政策本來是做的,只是執行過程出了問題。其實一項政策的可取性和可行性根本就不應分割。可行性不高的政策又怎能是可取呢?
董建華搞問責制,就是為了掃除推動他認為意念甚佳的政策的阻力,把決策權由公務員轉移到一群他任命的問責官員。結果如何有目共睹。有人敢說現時政府的決策水平比回歸初期或者回歸前好嗎?
問責制主要問題之二:
削弱了政府最高層的團結。
公務員並非特別團結的群體,但公務員高層,尤其是政務官高層有相似的培訓和經歷,對外人(包括空降的董建華)確實會有點同仇敵愾的文化。
政客或者從政人士亦不一定是不能團結的人,但要他們團結,就需要有近似理念、近似經歷和近似的利益。政黨內部也會有矛盾,但政黨可以形成團隊,就是因為有上述的條件。
特首委任問責班子,成員來自五湖四海,說得好聽是廣納人才,比較確切的是拉雜成軍。董建華組成了第一個問責班子不久,就出現內幕消息外泄以揭發財政司長梁錦松偷步買車、葉劉淑儀
曾蔭權
但令人遺憾的是,今年曾蔭權擴大了問責制,增加了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職位,使政府上層更難凝聚。近期政府民望下跌的起點正是由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任命開始,又豈是偶然?
問責制主要問題之三:
加深了市民對政府用人唯親的感覺。
公務員並非個個都是人才,但因為有一套現存考核和升遷制度,所以還算有一個客觀標準。這個制度可能被人批評過時或僵化,但相對起來,用人唯親的批評傷害性更大。
行問責制,少不了有用人唯親的成分。在有成熟政治訓練的政體內,政治領袖在挑選政治伙伴時,除了主觀喜好外,也不會不考慮有關人士的往績。可惜在香港,既 由於行政與立法分家、又由於政黨被矮化,被挑選的政治任命官員多數沒有令人信服的政治履歷、問責制是用人唯親成為了突出的公眾感覺。
問責制主要問題之四:
由於問責官員與公務員的關係有待磨合,現階段的問責制會削弱政府整體處理問題的能力。
最近的包機事件,政府「死撐」表示與問責制無關,但又表示會汲取事件教訓,日後在局長外遊時,由常秘出席早禱會,這說明在公務員的角色不清楚的情下,政府運作確實受到影響。
不過,上述有關早禱會的新安排披露後,也有論者指這種安排是莫名其妙。早禱會是用來處理政治問題,為何要把公務員捲入其中呢?從這些爭辯可見,短期內問責官員與公務員的職責和關係難有清晰又令人滿意的定案。在此情下政府的運作又怎會不受影響呢?
問責制是政府民望的病灶,並不表示每一個民望問題是由問責制而起,但一天這個病灶仍在,則任何其他基礎造成的問題亦可因為問責制而使問題擴大化。這是一個不幸的現實,也是難以改變的現實,特區政府只有在這個巨大陰影下繼續運作下去。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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